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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彩票协会章程开篇第一句话就说:“人类对于博彩的喜爱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。”1987年6月3日,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。1987年7月27日,第一批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销售,标志着中国当代彩票业的诞生。1988年,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(现国家体育总局)发行“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”。1992年,“国家体委体育彩票筹备组”成立。1994年4月,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成立,体育彩票正式登台。根据粗略的估计,全国每年用于博彩的资金约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,约占GDP的2.5%左右,这个数字表明,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,博彩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。 然而彩票发行是一把双刃剑,一方面可为社会募集大量的公益金,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,例如博彩成瘾、因买彩票带来生活上的困难等等,因此国家和彩票业必须关注在彩票发行上的社会责任。而当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不负责任的诱人宣传,有些地方的彩票发行组织者在广告宣传中不负责任地夸大其辞、肆意渲染,将乐善好施的公益行为误导为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行为。这种误导性的广告宣传,容易使一些彩民产生“志在必得”的极端心理,滋生不稳定的社会因素。而为了提高人们的购买欲望,彩票发行中心也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玩法,从单一式的投注购买,变成了多形式、多种类的购买,奖金也是越来越高。彩民的购买欲望被空前地调动起来,彩票的售量当然迅速提高,然而,为此铤而走险的人也随之开始呈上升态势。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在这方面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,只要发现哪里有了大奖得主,多家媒体齐上阵,几乎要把大奖得主吹嘘成“神仙”,不遗余力的大肆渲染,对那些本就不太坚定的彩民,无疑具有推动作用。 彩票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求博彩业的管理部门要有责任意识,要有责任博彩的理念。对于越来越多疯狂彩民的产生,社会学家认为政府在彩票方面过度的单一宣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有关人士指出,彩票不同于一般商品,彩票作为政府主营的特殊商品,单方面宣传有误导倾向,容易助长彩民的赌博心理。而心理学家则指出,“某某中奖者撞上大运”此类宣传极易误导中低收入群体和未成年人,前者出于尽快改变生活状况的愿望,后者则心理不成熟,“一夜暴富”正迎合了他们的心理。目前,有专家强烈呼吁政府应设立彩票风险提示牌,让彩民清楚地认识购彩风险,从而作出更为理智的选择。专家认为,政府有责任引导彩民的消费心理。彩票发行、销售机构也有劝阻彩民上瘾的责任。销售人员应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;在零售网点或者彩票片面上设置一些警示语,就像香烟盒上的“吸烟有害健康”一样;限定一张票面上的最高投注额等。在发行彩票时严格区分彩票和赌博,发行彩票时必须考虑道德因素,不得对社会造成危害,以免引起社会问题;同时加重发行彩票的公益性和慈善性,限制彩票收入增长。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减少和控制对中大奖以及彩票投注技巧的宣传,防止误导公众。 国外彩票发行比较成熟的国家,都有关于彩票发行和中奖宣传的限制手段,例如在挪威,政府就一直坚持有限度发行彩票的原则。可喜的是,目前我国彩票管理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,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在谈及责任博彩时强调,对彩票销售网点实行限额销售管理。彩票销售网点销售金额超过销售限额的,必须及时向彩票机构报告。同时,要求各彩票销售网点必须张贴“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彩票”的提示语,张贴理性购买彩票的警示语等。政策不能代替法律,目前中国彩票业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和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《彩票法》,其管理的主要依据仍然是2001年制定的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》,以及财政部在此通知精神指导下制定的《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》等三个文件。目前由于缺乏法律依据,仅靠原有的政府文件已经遭遇到许多管理的窘境。甘肃省亿元大奖的出现,刺激着彩票立法的呼声再次响起。据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副司长丁锋透露,首部《彩票管理条例》已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。2008年3月,《彩票管理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官方网站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,经过15年的等待,我国的彩票立法终于驶入快车道。 (阅读次数: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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